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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他——《通俗答问 再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7)
2011-06-11 00:00 李泽厚  儒学联合论坛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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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你一直强调教育学,从1979年起你便说教育学是未来社会的中心学科。
答:这才彻底贯串了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不但把康德的先验心理学拉到了人类学唯物主义的基地上,而且认为在未来生理科技的极大帮助下,将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启理解和塑造人性真正可能,为健康的、全面实现自己潜能的自由个人而奋斗,这也才是我八十年代解释过的新意义的“内圣外王之道”。永久和平和世界大同只是外在的完满(“外王”),同样重要的人的内在世界的充实、饱满、愉快和自由,这是“内圣”。由这“内圣”来指引“外王”,也许才能较好地解决生活意义、人生价值、生死困惑的种种谜语和难题,避免从吸毒、性放纵、暴力宣泄中去寻找愉快、意义和满足。语言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主题,语言被德里达等解构之后,需要依靠人的血肉身心来重新建立“本体”和“存在”,这“本体”和“存在”也就在历史行动的塑建自由个体之中。这将是以“太初有道”(行)替代“太初有言”,以情本体替代理性本体。这个“内圣外王之道”,正是我的“情本体”和“两种道德论”的哲学重要内涵。这是在现代或后现代的社会和时日中,从根本精神上而不是在各种外在层次上承继和发展中国传统和儒学要义。

问:你这个重视教育并重提人性问题,是否会再蹈爱尔维修、卢梭、罗伯斯庇尔等人强调由国家来主持公共教育以塑造人性的覆辙,重蹈托洛茨基、卢纳卡尔斯基和毛“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思想改造”、“斗私批修”,塑造“新人”的覆辙?
答:完全不同。我只为未来社会(而不是当下)提出这个教育学—心理学的哲学问题,而不设计任何具体方案或蓝图,更根本不是道德主义的思想改造和塑造“新人”的运动。因为脑科学刚刚起步,经验心理学还处在婴儿时期,“什么是人性”不清楚,说什么“塑造”和“新人”?无论是杜威的“学校即社会”、陶行知“社会即学校”那种种放任自由的所谓“民主”教育,或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谬误和失败的。

问:强调心理学和教育学,与你所说的“情本体”有什么关系?
答:所谓“情本体”也就是反对以心、性、天、理的同质化、标准化、抽象化的道德或理念或神为本体,而强调以现实的、人生的、多元的人的情感为根本、为依归、为最后。这里当然就有全面了解人性和实现个体潜能的心理学和教育学问题,因为“情本体”离不开人的个体现实存在的状况和心境。我所谓“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即是认为个体潜能和人性不仅有身体的生理—生物方面,而且因为社会、教育、传统、文化因素的渗透积淀,这潜能和人性变得异常复杂、丰实,千变万化,千头万绪。性变为爱,使性变得丰富复杂,也更为个性化。食不只为了充饥,使食变得丰富复杂和更有个人选择。更不用说马克思所谓“听音乐的耳朵”、“看造型艺术的眼睛”等等了。由于生理结构上细微差异,人的动物性方面便有个体差异;而在不同的后天环境、教育、文化的历史积淀中,这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个体差异便愈益极大地发展了。人的性格、气质、欲望、能力、兴趣、爱好、愿望等等等等的各种差异也愈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独特的自己的本真存在,是每个个体的人性能力的展现。这就是我所期望的回归中国古典的第二次文艺复兴,以内在心理突出个体人性的生成和成长。这也还正是承续着儒家的根本精神。关于情本体还有许多问题可说,暂时打住吧。

问:所以你的吃饭哲学,不仅是食衣住行,而且还包括性、健、寿、娱。
答:以前人们一直说“衣食住行”,因为这是人生存的基本需要,是生活基础。但在这些生存条件基本满足之后,其他方面如性、健、寿、娱的重要性便更加突显出来了。打破性禁忌、实行性解放是60年代欧美新潮。今日性、爱并存,如何调协,因人而异。健康长寿则人之宿愿,今日七十、八十到处可见,基因研究发达后必更有进展。“娱”在今天更是多种多样了。总之普遍性与特殊性、人类性与个体性、动物性与社会性在这里会产生更多的不同组配和结构。

问:这与你讲的“中国生活方式”有何关系?
答:这问题上只好留待以后再讨论。由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转换到今日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国生活方式正面临极大挑战。如何承接中国文化特点,重和谐、减冲突,重互助、轻争斗,重中庸的实用掌握、轻理念的绝对标准,重此世生活的快乐和谐、轻身心分割的灵魂超绝,重礼尚往来、探亲访友的人际交流,少孤独旷野的喊天呼神,我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中已讲了不少,这里就不讲了。

问:你刚才说多元化,这里又说传统,其关系如何?
答:无论经济、政治或文化,我重视人类的普遍性。经济的一体化必然带来文化的趋同,我以前说过,文化上的多元将来(将是比较遥远的将来)不一定表现在国家、民族或集体上,即不一定是不同文化、宗教的民族、国家的各自特殊、彼此对立,而可以表现在个人的不同选择上。中国人可以选择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美国人也可以选择中国文化和儒家。中国人可以选择美国生活方式的高消费先透支、疯狂工作、剧烈运动、拼命竞争、放纵快乐,美国人也可以选择中国式的勤俭持家、张弛均衡、悠游度日、亲友常聚,或者两者不同比例、不同方式的排列组合、兼容并包。人有个性差异,可以自由选择和改变。因之,它将是个人选择的差异,而非民族群体的对立。当然这些都是大同梦想,属于未来社会,并非针对现在而言。

问:你这个答问总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答:我大半辈子的生活和工作被笼罩在这个题目之下。我想此生不应该糊里糊涂地被打发掉,在思想理论上清理一下,至少对我个人是必要的。文革中我曾拟了几个提纲,其中一个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想结合中国经验写本像柯拉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流》那样的书,也收集了一些材料,但毕竟自己基础太差,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大,始终无法动笔。费正清晚年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说,他不是写博士论文,反对罗列参考书目,说这不适宜于专家也无益于一般读者,说越宽广的著作越少精确性等等。他没说年老,而且他仍在写学术著作。我却明确认知自己年老力衰,繁征博引,写严格的学术文章是做不动了,只能作这种聊天式的对话。这是非常遗憾,也非常抱歉的。我这病中答问也应于此结束,再见。(原载:儒学联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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