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共产党宣言》虽然影响大，但毕竟是马克思年轻时（30岁）的作品。《资本论》才是马克思花毕生心血的主要著作。这本巨著如何？
答：《资本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著作，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但包括中外，不仅工人，恐怕参加共产党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领袖们也都没有通读过。《资本论》是一部分量极重、非常严肃的专门学术著作，不是那么好看易懂的。我不是经济学家，没资格评说这本著作。我只能以常识为基础从哲学上提出一点看法。

问：好，请讲。
答：首先，我以为《资本论》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即攫取剩余价值放在一个既定事实的框架内来分析、探究，而甩开了这一事实、框架如何可能的研究，没有多方面地研究资本家的工厂、矿山、码头等等（今日统称为企业）是如何可能成立和如何可能维持运作、制造剥削、产生剩余价值的全部状况。马克思主要从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作用的角度出发，而没有将如何可能产生和维持这企业的运作的全部要素考虑在内。用通俗的话说，例如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等为创立企业、维持企业运作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便未被仔细考虑和研究。今天大家都知道，八小时工作后，工人即使精疲力竭，但终于可以稍事放松或休息。老板们虽不出苦力，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心里打算盘，其“劳动”（脑力、口、舌、手、脚的活动）和心理负担恐怕也并不轻松，尽管主要不是体力劳动的支出。的确，老板费心思是为了发财，工人们出力气是为了活命。但不管动机和个体主观状态如何，在客观现实上，“企业”只有靠工人和厂家的双方的这种努力（体脑活动）和协调（签立合同）才可能存在和延续。所以不只是资本家们的贪婪、狠毒等私欲，而且也包括他们的尽可能剥削工人的心思计谋和行为活动，才使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出现成为可能，才使生产和再生产成为可能。这也就是黑格尔、恩格斯所讲“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康德所说的“非社会的社会性”的具体展现。马克思也肯定资本家的重要作用。《资本论》突出工人在生产中的被剥削地位和由劳动价值论所得出的剩余价值理论，虽然有道理，很深刻，但它并非企业和资本的存在和运作的全貌。所以我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深刻的片面”。其深刻处在于，《资本论》不但揭穿了资本家养活工人的传统谎言，而且以系统的理论形态证明了恰恰相反，主要（不是惟一）是工人的劳动养肥了资本家和提供了社会生存的基础。这种片面之所以深刻还在于它直接地、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许多国家、地区的社会实践。Karl Popper已经说了马克思的伦理主义即道德感情，但对其深刻性的论证不够。

问：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
答：这是黑格尔的名言，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经常提到。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深刻的片面”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悖论：唯物史观是历史主义的，是所谓“客观”“科学”的“社会必然进程”，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厌恶道德说教。但恰恰他们又认为自己是在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奋斗和斗争，认为工人阶级代表着执行着历史发展的客观使命，从而又是伦理主义的“善”在推动社会的前进。最有意思的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个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客观进程）和伦理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利益）二律背反在现实中竟如此展现出来：右派、保守派、资产阶级在私欲的（“恶”）推动下努力发展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关系，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亦即“剥削收入”。而左派、革命派、无产阶级则极力反抗之。从一两百年前使用机器与捣毁机器，到后来使用与反对新科技，到今天参加WTO和反对WTO，以及赞成或否决欧盟宪法等等，都可看到这一深刻的悖论。左派维护工人和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作为“善”和伦理主义的代表，却偏偏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内要极力抵挡和阻碍着历史的前进路途。

问：那么，工人和左派就不应该抗争了？
答：又不然。深刻的二律背反不是那么容易解决，而历史在悲剧中前进更错综复杂。因为这抗争、抵挡本身对历史进程所造成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就是负面的。它可以使“恶”的推动减少一些纯然的罪恶，可以迫使资本家减少工时、增加工资、改善福利，这样对稳定社会和发展生产又很有利，避免了由于资本家无限剥削所造成的经济崩溃。这就仍是在执行或实现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基础理论。所以这里的关键还是“度”的问题。这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

问：那末，马克思理论的片面性是如何产生的呢？
答：应该把马克思的理论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来观察。当时，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和理想尚在。1830年特别是1848年革命和作为旗帜与理想的乌托邦思想，对知识分子仍有巨大吸引力，巴贝夫主义和激进思想传布深远，这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便是其中佼佼者，还有蒲鲁东、赫斯以及拉萨尔等人。马、恩显然受布朗基主义和巴贝夫影响很深，将社会乌托邦理想与无产阶级连系了起来。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当时时代状况在充满革命激情的知识分子中的产物。他们同情工人，怀着高尚的道德精神和远大理想。特别是马克思，他阅读、研究了大量文献资料，进行了仔细严肃的科学思考。但革命情绪仍然极大地左右了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方向。你不觉得严肃的学术著作《资本论》里也充满这种激情么？把整个《资本论》建立在工人被剥削这一基点上正是如此。这一片面性是与革命激情有关系的。

问：问题就出在道德热情掩蔽了清醒理知？
答：但这掩蔽也远不是那么直接、简单。马克思坚决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深信资本主义必将迅速崩溃，工人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而革命暴力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手段，这种信念在对现实和历史状况的研究中，是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来作出政治经济学的判断和表述的。这里深藏着一个方法论的哲学问题。我以为这可能才是关键所在。

问：甚么问题？
答：说来话长，长话短说。《资本论》如马克思自己所认为，最关键的是第一章。第一章展示的正是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说，他用的不是分析而是综合的方法，所以整个理论在表述上像一个先验体系，由几个基本概念推演出了整个系统及其细部。第一章从分析商品（“资本主义的细胞”）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出发，追溯为“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再推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实际是其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基石，也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构建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基础。
我记得，读《资本论》是在1952年，与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同时。当时深刻感到两书是如此之不同，主要是感到两书在方法上的不同。恩格斯将马克思与达尔文相提并论，认为是科学上两大发现（见《马克思墓前演说》）。我当时虽然完全接受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却感到两者迥然不同：达尔文是通过极其大量的具体经验现象的归纳来验证其“原理”，马克思和“辩证逻辑”则是从抽象的思辨的原理推演出整个政治经济学，经验材料在根本点上是通过这些原理来支配的。一是理性主义（马克思），一是经验主义（达尔文），中国学哲学的人包括我自己，更容易为理性主义吸引，所以当时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了不起，远胜达尔文。这一直到文革中才开始怀疑。

问：怀疑甚么？
答：马克思将“商品二重性”归结为“劳动二重性”，其中关键是将“交换价值”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思辨上很有道理，但“抽象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些基本概念，和由此推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倒底有多大的经验可操作性，使我非常困惑。特别是马克思将“劳动力”从具体“劳动”中抽离，一再说，“劳动当作使用价值的形式要素是一个和一切社会形态都独立无关、不以它们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一个永久的自然必然性”。“人类劳动不外是劳动力的支出，不问其支出形式”。“形成价值的实体的劳动是等一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支出”。“把一切现实的劳动还原为人类劳动力的支出”。而“人类劳动力的支出”“都是人类脑髓、筋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的支出，在这意义上都是人类劳动”（均《资本论》第1章。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等等等等。马克思用“抽象劳动”来阐释交换价值，强调不是“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力的支出”才是计算价值（交换价值）的普遍尺度和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根本基础。由于将“劳动”从具体经验环境下抽离，特别又将“劳动力”从具体劳动中抽离，这个“劳动力的支出”以及其推演便完全脱开了历史具体地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活动的结构体，而成了一种黑格尔式的精神思辨的抽象运动，即以被同质化了的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支出”来开展剩余价值的论证。其中包括舍弃了劳动力的消耗量（即“劳动力的支出”）与“物化劳动的消耗量”（即工具、机器等）之间各种随历史环境而变易的复杂关系、比重和结构的经验分析，得出“由商品便宜，使劳动力也变得便宜，那就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不断的运动”（第10章）的论断。（尽管第三卷中又作了相反的论断）这样，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中间阶级不断沦为无产阶级而日益消亡，无产阶级则日益贫困而壮大。更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经济危机必然出现，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适应而必将崩溃，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胜利。于是，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财产制和清除剩余价值中剥削工人的部分，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或“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便是顺理成章的辩证逻辑。简而言之，“劳动二重性—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劳分配（从而废除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这样一条哲学逻辑成了贯串了马克思理论（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到策略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我以为这一逻辑是有问题的。同时我也认为这一逻辑与我强调的唯物史观的核心部分，即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以及由之而产生的语言）并无必然的关系。
《资本论》详尽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方面面，从生产到流通、分配，等等。许多分析都准确和精当，但对由科学技术发展（也就是我所强调的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所谓“超剩余价值”（extramebrwert）这本应特别着重的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0章讨论“相对剩余价值”中，几乎是一带而过，未详加探讨。在第三卷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又作了好些不同的解说而未加统一。总之是未加特别重视，这一点令我十分惊异。因为马克思一向极端重视科技和生产工具，认为科技—生产工具—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础，却没有在《资本论》著作中充分地和详尽地论证，而完全被掩蔽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仔细分解中消失不见了。我以为，这可能是《资本论》以及整个马克思理论的悲剧所在。
所以，从《批判哲学的批判》开始，我一再强调以“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来界定“实践”概念，认为这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核心。我以为，应该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具体劳动或操作，而不是“抽象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力的支出”生产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能脱离这个使用—制造工具的生产劳动的整体活动和结构，单独以抽象的“劳动力的支出”作为价值的源泉来推演论证。因为生产力各要素的结构本身的发生、维持和发展，与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是难以分割的。“劳动力的支出”在不同的生产结构、不同的硬件（机器）软件（管理关系）中很不一样。而这便涉及科技人员、资本家和人们的“自由时间”与“劳动力的支出”的关系，以及前者能否和如何转换为后者、还原为同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问题。其中包括复杂劳动能否和如何转换为“同一的”简单劳动，以及“生产劳动要素”和“非生产劳动要素”的区分等等复杂问题。今天社会生产力表明，不只是工人阶级体脑支出的时间，还包括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以及资本家体脑支出的时间也成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因素。伯恩斯坦近百年前曾说，以价值作为基础并不错误，“但任何把价值理论的一个个别因素直截了当地当作决定性因素的价值论，倒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下简称《自传》，中译本，第42页，史集译，人民出版社，1962）我以为这个“价值理论的一个个别因素”，便是脱离开使用价值、脱离开以使用—制造工具为首要因素的劳动结构体被抽象出来的“抽象劳动”。用简单通俗的话说，这即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抽取出工人被剥削这一事实来作为决定性因素，以工人的体脑“劳动力支出”这一个个别因素作为“决定性因素”，以“劳动二重性”“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思辨概念作为出发点和逻辑杠杆所导致的价值理论，即使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其中强调工人被剥削这一非常正确的基本事实），却可以说是片面的（因为它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马克思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二重性，最先是由我批判地论证的。……这一点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的枢纽点”（《资本论》第一章）。正是这一“枢纽点”，我以为，马克思有哲学方法论上的理性主义失误。因此，与此紧相连结，正是在这一章最后一节“商品拜物教”（这一标题便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长久存在的质疑和否定）中，马克思谈论了物质生产过程放在“自由人”的“有意识的计划管理之下”，以及“劳动时间之社会的计划的分配”，“劳动时间同时又当作一种尺度来计量生产者个人在总劳动中参加的部分，从而也计量各个人在共同生产物中可以消费的部分”，等等。这里便可以逻辑地引申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经济不相容，从而限制以致废除商品—市场经济，实行产品—计划经济，而为后来苏联、中国及其他各国特别是柬埔寨彻底废弃商品、市场、货币（也就是卢森堡所理想的完全废除了经济和经济学本身，见卢著《政治经济学评论》）的广泛失败实践所证伪。事实上，“按劳分配”只是市场价值规律下劳动仍然作为商品的一种虚假形态罢了，“社会主义”在经济分配领域主要是要由政府的调节、行政控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的。在这里，是政治干预了经济，如同罗尔斯扶助弱势群体的第二律一样，它既非先验原理，也非经济规律，而是社会正义观念通过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在这里没有什么经济决定论。
至于马克思所言由于无政府主义的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从而导致迅速崩溃，以及马克思晚年认为在落后国家（如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即避免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等观念，也由历史证明并不正确。但讲这些问题的论著已有许多，我不再说。我所重视的只是马克思《资本论》在哲学上的问题，即第一，一些基础概念和逻辑推演缺乏经验的可证实性可操作性亦即可经验性；第二，忽视了科技创造的地位和作用。这两点又是紧相联系着的，原因则是抽象辩证思维的失误。我当年（上世纪70年代）要由马克思回到康德，其具体内容之一，便是准备提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