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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他——《通俗答问 再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4)

2011年06月11日 00:00    李厚泽

问:但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及其利益脱离,岂不是釜底抽薪,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现实力量和降低了它的伦理价值和时代意义?
答:恰恰相反。这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特定阶级的局限而更为自由、宽广,它可以成为整个人类生存及其利益的理想。它虽不再只是工人(如欧洲)农民(如中国)的代表,却又包括了它们。因为工农阶级毕竟是占人口多数的劳动群众,他们即使不是人类的先锋也是人类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人类整体的远景理想,自然将工农劳动阶级及其利益放在非常基础的位置上。它指望社会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将给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人类带来生活的改变和美好的未来,而并不局限在工人阶级特定时、空的利益之中。

问:全球化与马克思的关系何在?
答:有如马克思当年所说,“共产主义只有……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共产主义……不是状况,不是以理想,……是运动……以世界市场为前提”,“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个人所代替”,“单独的个人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的程度一致”(均《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正是今天而不是当年的情景。马克思的预言是天才的。而这个天才预言却正是以我所坚持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即它是以创造—使用工具的科技发展为根本基础的。这种普遍性的个人即世界公民只有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之时才可能开始,今天只处在非常非常弱小的萌芽状态上。使个人从狭隘的地域性的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等等各种“集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由迁徙,自由工作,自由活动和自由享受生活,将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至少是一两个世纪的事。

问:你是否贬低了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斗争?
答:恰恰相反。历史和现实都证实工人阶级为争取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和社会福利的斗争,是一种脚踏实地而非常艰苦长期却不断取得成功的伟大的改良运动。改良也包括各种非流血暴力非武装革命的阶级斗争。因之,如果工人阶级并不要求暴力革命,却硬要从外面灌输和强加给他(她)们,把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人类远景所产生的幻相,作为所谓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要求工人去立刻履行和实践,才是真正抹煞了工人阶级本身的力量。马、恩、列、斯把工联主义、工会领袖说成“叛徒”“工人贵族”“资产阶级收买的代理人”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也不能夸大工会和工人阶级的作用,好像只有它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如前所述,工人和工会直接反对技术进步是常见的事情。

问:有人说马克思方法论的问题在于整体主义(holism)即以人类整体为出发点而不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gical individualism)?
答:我不同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我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确都是从人类总体(过去、现在、未来)的角度着眼,的确不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不是从所谓独立、自由、平等的原子个人出发。前者是一种历史的观点,后者是非历史的虚拟的设定,因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存在这种个人。这种设定在方法论上有使用上的简便清晰的优点,像自然科学中某些概念设定一样,但很容易被误为是实质的现实存在,而得出谬误推论。如果明确这一点,历史本体论不排除在一定条件和情况下,如在今日中国,接受自由主义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设定。这一点,我以前已经讲过了。

问:那么马克思和你的哲学究竟有何异同呢?
答:我的哲学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有时我开玩笑式的把它叫做“吃饭哲学”,说它是唯物史观的一种通俗说法。其实它与唯物史观仍有好些重要差异。
第一,“吃饭哲学”突出的是“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和哲学主题,唯物史观则将这一主题完全纳入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哲学—社会学原理中,以至这个实在、具体的“人活着”看不见了。在人“如何活”必需使用—制造工具,“人活”在一定生产力—生产方式中,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但“吃饭哲学”的“人活着”由于强调实实在在的每个人那不可替代的“活着”,从而更为重视感性现实的个体存在和个体的全面展开和实现。唯物史观虽不否认这一点,但一定程度上被上述社会学的表述所遮蔽了。
第二,“吃饭哲学”强调“吃饭”是为了“活”,但“活”不是为了“吃饭”,亦即“如何活”并不能解决“为甚么活”(伦理学)和“活得怎样”(幸福问题即美学、宗教问题)。唯物史观把它们都放置在“如何活”中,认为它们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吃饭哲学”则强调它们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吃饭哲学”有唯物史观所忽视和缺少的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哲学理论,从而不能等同于唯物史观。
要强调的是,“吃饭哲学”始终只是一种通俗说法,为的是故意采取这种“粗鄙”“庸俗”的用词,使语言在使用中具有刺激功能,以针对轻视、鄙视物质生存、日常生活,侈谈道德理性、精神生命、灵魂拯救之类的各派理论学说。其本名仍应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刺激功能一经完成,“吃饭哲学”之名也就不必再用。
总之,作为哲学,“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并不等同于唯物史观,而是将唯物史观吸收溶入,作为它的基础。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辩证法。《批判》一书在当时写作情境和认识水平下,至少在表述上是以肯定的态度来讲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实体辩证法,即基本认同了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或事物所具有的普遍规律,直到《实践理性与乐感文化》一书中,才明确否定任何客观实体辩证法,强调辩证法只是人们在“存在层”的认知方法,并与“操作层”认知方法的逻辑——数学相区分。正如《告别革命》一书前后对革命的评价有所不同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这也都是更清晰更公开地向康德回转。当然这只是我所解释的康德,如同我所解释的马克思一样,也许与别人包括学院派的解释有差异,包括上述先验幻相等等。我的解释是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服务的。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与唯物史观的差异固然可以说后现代(超理性主义)与现代(理性主义)的差异,同时还有其传统背景的重要差异。马克思的背景是希伯来和希腊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恩格斯加上了一些现代科学的实证色彩。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如我在《批判》所认为,一是达尔文主义,一是法国唯物主义,在哲学上没有贡献,反而把马克思的思想简单化、平面化甚至庸俗化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因为具有历史感觉和历史眼光,是很深刻的。但由于主观使用辩证法,造成了某些幻相。伯恩斯坦提出要回到康德,但他只讲了要恢复康德的批判精神,强调社会主义不是物质的经济,在哲学上没有提出任何重要观点或概念。他自己说,“我受了康德的影响”,但“并没有深入探索他的哲学”。(《自传》第41页)我的《批判》一书则一方面全面回到康德,从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和目的论,通过康德全面伸延了马克思。另方面,这一种伸延的强有力的背景却是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中国传统,这一点具有根本性。“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中国传统为基地和背景,坚持在人本、历史、积极入世的基础上去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和把握现在,以此来融化康德和马克思。这就是我十年前所说的“儒学四期”。其中所说的自由主义就主要指康德,当然也包括罗尔斯等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是包融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存在主义和后现代的。

问:那你与伯恩斯坦呢?
答:我已说了,伯恩斯坦没有哲学。他虽主张改良,告别革命,却没说出多少新观念。他毕生为工人阶级奋斗,但“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已经愈来愈不清晰了。传统的庞大蓝领工人的主体在逐渐减少,而坐在电脑旁拥有着自己的不菲财产、高额薪金和股票的“工人”却日益增加,更不用说律师、医生、教师、教授,以及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经理、职员等等了。同时,“社会主义”的概念也不清楚了,伯一方面坚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并且由社会本身有计划地管理整个经济生活……这就是社会主义”(《甚么是社会主义》,中译本,第24页),另方面又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人们密切关系的整体感和团结”,以及“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的任务的工人的社会根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同上),等等。“社会主义”倒底是客观社会状态还是工人主观意向呢?或是某种斗争运动的过程呢?显出了他理论上的无所适从。

问: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答:还是从当年著名的考茨基说起。考茨基是所谓“中派”,他在理论上仍然主张革命,认为改良不过是暂时手段,所以不同意伯恩斯坦,他不能够告别革命。但他又是决定论者,认为社会革命必需社会经济条件成熟之后才可能发动,而何谓“成熟”,他又说不清道不明。考也看到工人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并不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前提,它也可以以康德主义或基督教为思想基础,但又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这一点使他晚年对已经不革命的欧陆工人阶级表示完全失望,“我不再信任欧陆工人运动”(前引G. P. Steenson书,第254页),从而自己也非常失落。

问:那么如何评价列宁?
答:尽管伯恩斯坦和第二国际的诸多领袖说得对,列宁所作的是不顾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冒险事业”。包括左派卢森堡也看到十月革命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严重问题。但历史有许多偶然,纯从列宁讲,他是忠诚的革命家,从人格到事绩都难以指责。在当时情况下,第一次的激进冒险,也算是一种理想的尝试选择,还是应该被允许的。我常想,如果列宁晚死十年廿年,情况会有很多不同。列宁有高度的现代学识修养并且始终随实际情况而改变策略和理论。例如列宁所实行的自称是“暂时退却”的“新经济政策”,如他不死,便很可能延续下去,像邓小平一样,早就走出一条像现在中国走的而可能走得更好的路。因为在政治上,列宁死前已觉察党开始官僚化,有蜕变危险。他在革命前提出“所有的人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国家与革命》),这个让普通工人士兵轮流管理国家的设想在十月革命后执行了几天便不行了,原所设想的巴黎公社的撤换原则和工资的普遍平等也未能实现,苏维埃初期无政府状态而呈现的人人可以议政参政的自由、民主没能维持。总之,如果列宁在世,在这些空想经实践失败之后,也许仍有可能回到并不甚好但属最不坏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轨道,而避免斯大林时代。总之,列宁在经济上可以放弃军事共产主义(产生在内战时期),搞“新经济政策”,从而也可能根据经验,放弃“计划经济”。同样,在政治上也可能依据经验,放弃苏维埃和一党专政。那整个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面貌也就会很不一样。当然,这只是好意的猜测而已。因为列宁如果这样做,就必需从根本理论上修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彻底更改废除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这一主要思路,也就是从哲学上揭示出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思辨谬误。各国革命家大概也只有列宁具有这种水平、学识和胆量,但是否真正可能,也很难说。而毛之所以一再讲其他人不懂马列,一再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一再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以及欣赏柬埔寨的革命实践,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小生产、商品、市场和价值规律必然导致不公正不平等的交换和资本主义剥削,会自发地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其实,哈耶克也是这样认为。只是哈认为它将永远存在,而马、列、毛认为它可以较快废除。长期红军内战中的平等观念和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使毛对此马列理论作了自己农民式民粹主义的理解而深信不疑,从而在“按劳分配”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法权”在中国尚远未实现的时日,毛就要求限制它,如本答问第一部分所说,他念念不忘想废除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就是想“按需分配”),支持大跃进公共食堂和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毛却批注说,“不是愈困难”,而是“愈容易”,“人越穷,越要革命”。这就完全不顾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仅要一步跨进社会主义,而且还要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完全不符马列原意而必然导致历史的倒退了。邓小平由于从实际经验出发,并没去管这个根本理论,提出“不争论”,不讨论“姓社姓资”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倒符合了历史的实际和人民的要求。所以,这里仍然是从抽象思辨出发还是从实际经验出发,是选择实用理性还是先验理性,是依据经验合理性还是抽象辩证法的问题。在政治上,列和毛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人人参与管理,可说是马克思对经济设想(摆脱商品统治,自由人结合的有计划的管理)的扩展,也是从抽象观念出发的推论,也不能与复杂的经验相吻合,同样具有简单化了的空想性而失败。但这空想却又具有伦理学的理想意义,这里就不详谈了。
重复一下,马克思说,“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收据,证明他供给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收据可从社会储备中领到与其劳动量相等的那么多的消费品。他以一种形态给与社会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态全部取回来”(《哥达纲领批判》),这即是上面讲的由“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引申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它是一种先验幻相。把它生产总值结直接强加到经验上,便成了上述人民公社工分制的灾难和泡沫。但另方面,马克思说“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财富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个性的劳动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劳动时间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产的尺度”(《马恩全集》第46卷下,第222页、221—222页,卷上,第257页)等等,这是共产主义的远景理想,也是先验理念幻相,却具有充分的思维合理性和道德正义性,仍然可以作为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至于如何实现它,避免先验幻相的失败,便需要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好些实证科学来具体研究各种中介的经验环节。所以,如前面说过,“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党宣言》)的理想、以平等为重要特征的共产主义彼岸(《资本论》第三卷)理想,与中国传统的《礼运》大同理想一样,仍然是可以期望在科技和经济不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去争取实现的。只是它不可能经由短期的阶级革命,和限制以至废除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强加在经验上一蹴而就,它将是一个非常漫长、艰难、复杂的历史过程,许多中介环节还有待研究和寻觅。它只能是远景理想,而不是设计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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